开始，上海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广州，成为了列强们最重视的城市之一，而作为屈辱伤疤的租界，也从原来的偏距一偶，变动越来越大，租界的文化，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融入到了上海的骨子之中。
感慨着上海的过去和今天，船缓缓的靠向码头，码头是另外一个模样，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旁边，站着一些身穿着黑衣服的壮汉，旧中国的上海，一片贫穷和忙碌的景象。
一边是繁忙的港口和航运，从黄浦江下来，每一个码头，都是黑帮势力争夺的重点，码头之上，有利益，有外来的航船，与之相对的，是闸北附近的贫民窟，越来越沉重的苛捐杂税，让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富庶两江流域都无法让他们吃饱饭，他们一个个背井离乡，来到了号称是遍地黄金的上海，可是生活就仿佛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一般，上海并没有给他们富足的生活，反倒是更大的困苦。
一个个的劳动者，一个个的人员，一张张麻木不仁的脸，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一瞬间，杨元钊猛然的感觉到，似乎他来到这个世界，不单单是要挽救中国的悲惨命运，连民众的思想也要同时挽救，否则，空给了一个富庶的国度，不但不是幸福，反而是一种灾祸。
租界，在1840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名片，铭刻在了旧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之中，国中之国，拥有立法，执法，审判和军队驻扎，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可是值得讽刺的是，在旧中国，甚至在曾经的民国黄金十年之中，整个中国，对于民族工商业保护的最好，发展的最好的，依然是租界，其他地方，或许因为一时的机缘，会发展出来一些工业，可是伴随着苛捐杂税和军阀混战，早就消弭在了整个浩浩长流之中，不复存在了。
一战之前，在西班牙大流感波及全球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多少人注重卫生，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垃圾，甚至在有些地方，脏水横流，只有在几条主干道上，因为雇佣了清洁工的清扫，才让垃圾少了一点。
珍妮号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