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大造楼船，水路货运十分发达，铁锅、铁针等已经向日本、柬埔寨、缅甸、爪哇、吕宋、交趾和朝鲜等国家大量销售，陶瓷、茶叶、丝织品等远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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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封建社会的繁华总是短暂的，明帝国庞大的身躯上，一些地方开始腐烂，大明的国运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银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的白银掌握在商人手中，农民卖粮价贱，过后又价涨，反复遭到商人的盘剥。
而朝廷手中缺少银子难以平抑物价，碍于祖制，又无法对商人加税，没银无法控制商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官员权贵享有“优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强，宦室富户们通过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大肆兼土地并逃避差徭，于是大量的赋税徭役只能转嫁到贫民头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贪官污吏又开始盛行，底层农民被各级官员变着花样践踏压榨，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别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结官府变乱黄册，把新收随意挪移成旧管，来逃避赋税。
兼并之风日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负担的岁赋差役则相同，小户更非倾家荡产不可了。
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就得借贷，搞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
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高达七百九十万石。
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万户，成化年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