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送别的时候,我的队伍也缩水了一小截,大抵有五六百人,希望留下来另谋前程,或是找到别部的关系,也算是好聚好散,很是大吃大喝欢宴了一回。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在前六都里只有几十个人选择退出,而且没有一个是士官以上的,这样的话,我的无形资产相较来之前,其实已经增值了不少。
走的时候,除了车载马拉的一大堆土产和物资外,还有一些混熟的官军将领前来相送。
这段时间,我也在官军中结识了一些还算可以的人物,比如利州兵马钤辖赵隆,神威左厢马军都知刘延庆之类的
比如,后者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五军正帅刘绍能的小儿子,因此虽然职位不算太高,但是颇有些内部消息来源。
因为我们足够年轻,并且有相近的阶层背景,有野心和理想,感兴趣的话题和共同点之类的东西比较多而已,再加上我能提供某种给力的渠道,与他们的职权和便利相互配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战争的风险背后,也自然孕育着各种机缘,丹戎大洲（马来半岛）数十家藩领、士爵,大半被战火波及,至少二十家以上的藩家大姓,涉乱被除名或是废爵,名下领有被朝廷收回,无论是择选另封或转为直官,都是一大笔出入和牵连甚广的变动。
正可谓是百废待新,充满机遇。光是乘着遍地饥荒和紧缺,乘机从外岛低价收入粮食之类的民生物资,再越过官军的封锁和查禁,在洲内高价倒卖之类的黑心买卖,就能狠狠大捞一笔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军的封锁和查禁,不过是为了垄断这个区域利益,打击和排除其他途径的手段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背后的婆罗洲商团,无疑具有某种先手的优势,既有来自婆罗洲两路的丰富物产,亦有相近的地理优势,更有军队中的关系保驾护航。之前光是做官军的军需和销赃生意,就已经风生水起,不亦乐乎了。
长此以往,就算在战后的诸多项目的大蛋糕中,仅能够在其中分一杯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