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方法，不知要省多少力气。
在这些读书人的大力推荐之下，江南百姓不久之后也认了这本书，以至于更多的私塾先生都只能拿来《语文》仔细学习。
因为江南百姓送孩子到蒙馆去学识字，第一句话就是问先生用不用《语文》教材，如果不了解《语文》、不会官话拼音，还怎么开私塾？
为了提高识字率，王文龙早就放出了三本教材的版权，许多作坊见《语文》卖的这么好都来跟风印刷。
开蒙教材的需求量实在太大，以至于短短五年之后，这本《语文》居然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样因为印刷数量太多售价直接打到了市面上最低一档，在同样的印刷品中也就比黄历卖的贵一些而已。
不光是蒙童和教书先生争相阅读，这书还直接启发了本时空教材的编写思想。
以前的大明根本就没有教材这一概念，全天下的书院都用着
同样的三百千加上四书五经。考童生考秀才对着的是这几本书，考到进士对着的也是这几本书，学生能把四书五经理解到什么程度，一部分看悟性，另一部分基本上要靠能不能碰到一个好先生。
而王文龙的《语文》《数学》《自然》三部著作出版之后，大明的读书人终于才意识到：教材和哲学书是不同的东西。
开始有人学习王文龙的写作方法，将教学内容按课时和知识点独立编出来。
至万历末年，《语文》已经在全天下普及，并且启发了一大批类似的教材，连程文墨卷的编写体例都改变了。
教材质量的提升直接带来的是教育效率的提升，江南百姓的识字率以一种缓慢但显著的方式迅速攀升，一代人内就会带来显著影响。
而王文龙的《衡山书斋三部》被认为是这一教材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凭这三本书，王文龙就已经成为明代文化史上地位无法撼动的伟大教育家。(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