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我出国这两年，孙晓鸣偶尔也给我写信，他告诉我，他结婚了。后来他又来信告诉我，他当爹了，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叫我帮忙给他儿子取个名字。最近他给我来信说，他即将被调去刑警队。没想到就是这个档口，他居然就出事儿了。
在孙晓鸣出事儿的几个月后，孙晓军来信说，已经结案了，他弟弟被判了死缓，他的弟媳办了离婚手续，抱走了孩子。孙晓军还补充说，警察杀人，应该罪加一等，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他和他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听到这个消息，我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哭得那么伤心。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孙晓鸣的爱，已经超越了友谊。在那段时间，邓长明几乎每天晚上，都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几句，聊起一些过去我们三人的事儿，我们俩都会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人生真像一场梦，人生的真实剧本，比电影戏剧还要怪诞离奇。
当我再次见到孙晓鸣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的事儿了。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扎根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与日本和台湾的图书版权贸易。邓长明毕业后去了硅谷就职，成为软件工程师。我们分别都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事业，孙晓鸣也早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偶尔我跟邓长明通电话时，猛不丁的会提起一句两句孙晓鸣，我们俩忍不住的会唏嘘感叹一番。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重庆探望父母，邓长明打电话叫他哥哥给我接风，他哥哥的火锅店已经在重庆开了三四家连锁店。我见到邓长辉的时候，孙晓军也在，他告诉我孙晓鸣已经改判25年刑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探一下监，孙晓军淡淡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后来邓长辉安慰我说，孙晓鸣除了见探监的家人，拒绝见任何过去的熟人和朋友，他有时候去给孙晓鸣送点烟和吃的东西，也只能通过狱警转给他。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重庆的时候，这次是孙晓军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正好是酷热的夏天，他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来到我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