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山区的粮食产量很低；第二，地里该种啥，不是农民说变就变的。官府登记的是茶场，就算你改种粮食，还是会按种植茶叶收税。贫瘠山地本来就产不出几粒粮食，还要按种茶来收高额赋税，农民非但没有收入，每年还得倒贴税款。另外，河湟和陕西经常打仗，汉中这边苛捐杂税更重，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所以说，河湟开边虽然为北宋拓地千里，却也把汉中山区搞得民不聊生。”朱国祥又问：“南宋恢复了吗”“没有，直到南宋灭亡，川茶一直都是榷禁状态，”朱铭摇头道，“而且两宋之交，汉中的北部属于前线，战乱频繁，赋税更重，人口流失更严重。”朱国祥颇为欣慰，夸赞道：“你历史知识倒是挺扎实。”朱铭打开话匣子：“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探讨宋代川茶榷禁对汉中人口和经济的影响。研究那些历史细节，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拿王安石和蔡京来说，一个改革能臣，一个千古奸相，但比较他们的茶政，却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怎么说”朱国祥问。朱铭说道：“王安石推行新法，解除对东南茶叶的榷禁，让东南茶叶可以自由买卖。其本意是好的，但他怕重蹈庆历新政覆辙，不敢放手去改革吏治，导致市易法沦为空谈。市易法的初衷，是打击商业垄断和兼并，保护中小商贾的利益。实行起来，却变成官员左右市场，中小商人负债累累、大量破产，茶农受到波及也纷纷举家逃亡。”“而蔡京在徽宗朝掌权之后，两次茶法改革就很奏效。蔡京制定的茶引制度，看似恢复了榷禁，却又保留了王安石的部分通商法。如此，就让各方都能得利，一直沿用到清朝乾隆年间。”朱国祥摇头说：“一种新政，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得利，蔡京的茶法肯定有人受到损失。”朱铭说道：“蔡京的茶法，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提高了茶商的利润。这些利润都是从哪来的当然是裁撤合并茶叶监管机构，放弃对茶叶的统购统销，因此减少了行政开销和贪腐流程。同时，还把中小商人排除在外，茶农照样是被压榨的对象。”“我明白了，精简政务部门和行政环节，让躺在上面吸血的官吏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