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总是分成两派乃至更多，互相争杀不休。这是制度决定的，也是武人跋扈不可信的国情影响的。但在控制皇帝、操纵军政、打击藩镇相权方面，宦官们保持着高度一致。其权力甚至世袭罔替而继承，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这让唐朝宦官必须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失去政权则失去全部。因此在危难之际，宦官需要保证皇权得以延续，以延续家族的既得权利。而统治者面对藩镇割据、叛乱频繁、社稷岌岌可危的局面，亦须依靠宦官自保。这种畸形关系更加助长了宦官气焰。所以总体看来，其权势是随着唐朝统治的日益衰落而反比变化，其凶残程度也就在晚唐达到了极限。”
——《中晚唐宦官权势之研究》
“大顺二年九月十五日之夜的这场未遂政变，使唐朝新锐的统治者意识到：宦官可恶，但凭借其势力，尚可保证中央权威，在不得罪宦官的前提下，皇帝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但军人长期以下克上所形成的残暴风气已经直接极大动摇了唐朝的政权，节度使被底层军人裹挟，行事但有差错就会丧命。皇帝被节度使裹挟，政令稍不合心意即行提兵问罪；军人为满自己之欲求节度使，节度使为满军人之欲所以求朝廷。军人之心，日益骄固。当整个社会都为军人而存在，而服务，而包裹，也就注定政权会被军人所摧毁。天下势，臣盈，则君竭。”
——《唐朝兴衰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