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朝廷的言官们和各级官员，上书言事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人事安排呀、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啊，还有廉政勤政等等，徽宗总是能从善如流，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是因为这样，朝野上下兴起了一片提意见建议的热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有点儿令徽宗没有料到。渐渐的各方所提意见建议，把矛头又集中到了两惇和其余党的身上，主要是关于赞成或者反对神宗和哲宗变革两种观点上。这两种观点的争执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了年底。
而这些措词温和而又说理精辟的奏章，深深打动了徽宗，既让他深深的思考， 又推着他作出新的决断，以终止这种无休无止的争论，把心思集中到国家建设上，于是他就在十月底让杨光华起草了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元丰元祐两党之争的态度，以平息朝野上下的争论。
诏书说：“朕对于军国大政，以及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分。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得到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岂非一件好事？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法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不但为朕所不容，而且也为天下公论所不许，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这一道诏书，可以说是徽宗在位期间所下的最有分量也最有价值的诏书。杨光华起草这道诏书的时候，心里非常明白，像徽宗这样的人，一时心血来潮、激情澎湃、信誓旦旦，其实过不了多久，热情一退他的玩心和花心就会复发，这是任谁都控制不了、也管不了的。他经过跟徽宗相处这半年多的时间，已经对徽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已经看到了徽宗与当年的李煜是何其的相似啊，甚至在很多方面徽宗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
徽宗一直想着要改年号，改个什么年号呢？受朝野上下提出的意见建议启发，徽宗就跟杨光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