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伦紧随其后，提出了医疗领域的考量，“从受害者的年龄分布看，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期，或许这与某种特定的需求有关，比如非法的人体实验或器官交易。”
江淮则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长期的沉默之后选择再次行动，可能意味着犯罪者感到某种需求或**再次被唤醒，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了他再次作案的信心。”
黄昊则结合实地情况补充，“我同意之前的分析，同时，我提议我们再次走访南门村及周边区域，
寻找可能遗漏的现场证据或目击者，十年前的环境与现在必定有所不同，变化中可能藏着线索。”
随着讨论的深入，房间里的氛围逐渐升温，每个人的观点如同拼图碎片，逐步拼凑出案件的轮廓。
张芷沐轻轻咳了一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她的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语气中带着坚定与细致：“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将每位失踪者的最后出现位置精确地标注在地图上。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点在南门村周边的空间分布，从而规范出一个或几个高频失踪区域。
这样做不仅能帮助我们界定搜索的重点范围，还可能揭示出犯罪者选择作案地点的某种模式或偏好。”
她站起身，走到白板前，虚拟地勾画出她的想法，“首先，我们依据现有资料，将每一个失踪案例的地理位置标记出来。
接着，利用软件分析这些点，看它们是否自然聚类，形成所谓的‘热点区域’。这样的区域很可能是我们要着重调查的地方。”
“完成初步的地图绘制后，”张芷沐继续说道，“我们可以拿着这份初稿去与南门村的居民进行核实。
村民们对当地环境的熟悉程度远超我们，他们的记忆中可能藏有我们未曾注意到的细节。
通过他们的确认，我们能修正并完善地图，确保每一个标注都是准确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