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期《大明时报》头版头条发布的《工商皆本》文章，作者雄鸡报晓。章子俊用这篇文章为商户发声，借用了明末黄宗羲的主张，提前了百年提出来而已，关于朝廷能不能接受先不说，就当是先铺路吧。首先肯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的确在以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国运用了这一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也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时代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局限性，它将农业和商业彻底对立，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商业发展停滞不前。即使是前朝的宋代，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人们在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后，依然是将这些钱财用来置办田地，或是供子孙读书做官，可以说商人虽然有钱，还是逃不出制度下的束缚，改变不了“经商乃贱者事也”的局面。这种思想的存在扼杀了社会的进步发展。靠农业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我朝社会的需求，应该发展商业来促进社会进步，“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章子俊借用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思想,首次从哲学高度肯定了工商行业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与农业一道,居于本体地位。其次,同时所提出的货币思想,反映了要求建立统一货币等价物的货币学思想，最后提出要改革吏制与保护富民的思想,暗含了对传统国家法权的合法性的质疑。其经济哲学的根本价值诉求是国民财富的增值而不是一姓国家的财政增收,以托古的方式表达了对新社会的憧憬。“工商皆本”思想从两个方面去解读。从正面的、具有建设性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直接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财富的增值过程中具有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使全社会达到货物畅其流,“常有千万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