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路勤王大军返回原驻地，发生于绥远的鼠疫被散播到各地。云南地区本就属于疫病高发区，这一波直接给云南总督唐继尧干趴下了，连他也感染了较轻的重感冒，云南全面停摆约半个月。
广西与山西由于实行了民团制度与保甲制度，在枪口的威慑下，完成了疫区封控。不过很快，广西就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财政枯竭。
广西在经济建设上推行自给政策奖励，私人投资。同时，广西省政府进行直接投资，发展资本。白重希对于这套模式十分得意，宣称这个方法源自于管子，做内政以寄军令之意，将民团寄于乡村之中。至于民团之普遍，类似于瑞士之民兵，民团之性质则类似于俄国之民兵。
然而，广西地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限。原先依靠田赋等收入难以维持新增加的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上广西开始大力推广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员，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是急剧上升，到对奉战事之前，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4100万，占据全省财政支出的40%。
广西全省人口约1000万人出头，壮丁根据他们自己统计，接近200万人，人力资源十分有限。既然不能像四川预征若干年的天赋，又不能够增加其他的税项，所以为了开拓财源，他们的目光转向了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
广西由于自身情况，气候，地质条件等并不适宜于种植鸦片。同时，为了标榜自身新气象，广西实行严厉禁烟的措施，自身鸦片消费量也微乎其微。只有一些定额分配给军中作为止痛药剂。
但广西作为云南鸦片销往广东的所经之地，他们设立了专门的禁烟监察处，规定凡是贩运云南贵州烟土入境，无论销往何处，均需征收数额不等的禁烟罚金。而那些来往贩运的人，更愿意将其称为烟土税。1926年的广西财政收入中，禁烟罚金占整个收入比超过35%，远远高于田赋约13%的占比。因而这项烟土税一直是关系广西财政是否维存的关键收入，白重希与广东，云南，贵州等省的政治合作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