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
“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此番言论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
而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且多方渲染。“粤东山海交错，民精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广东素称多盗，近年日益加厉”。
那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三十年（1904年），“贼匪堂号以数十计，人数以千百计”。到了清末的最后十余年，治安更是恶化，一年之间劫杀案竟多达三千余件，其中无力纳衙规或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更不胜数。
因此，广东或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攻城掠地，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但广东各地股匪、匪帮众多，却造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
而且，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且不乏新式利器，使盗匪更难对付。有舆论便说：“顾何以广东之盗肆无忌惮一至于此？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足以与官军抗衡也！”
陈文强细细看过资料，确实是触目惊心，但他并不准备放弃。广东，将是革命的基地，社会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况且，他从中还看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也明白了为何吴禄贞会被解除怀疑，被视为朝廷的忠臣。
思想上的偏差，行动上的乖离，使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团体视会党为依靠的重要力量。而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对会党的发动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
比如一**五年筹划的广州起义，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便号召北江会党参加；一九零零年，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约东、西、北三江象王海、区新等诸盗首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