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芳一家住在金石支路最北梢头的石库门里，有二间底层房子，在亭心里搭了一间小房子做灶间，她家4个人，父母一间，将另一间拦成二间，外间是餐室，后半间是杨莉芳的房间，一个弟弟呢，只能屈就挤身亭心一间，早起铺夜铺床。在上海，他们一家虽说是蜗居，比起一些滚地龙，比起一家五、六个人住七、八平方还算中上水平的。杨莉芳一个小姐妹，父母孩子加祖父母七个人挤在一间，烧饭烧菜的厨房在走道中，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除了上只角房子宽敞些，这种状况比比皆是，最尴尬的是每天早上一家会拎出三只马桶到弄堂口，让拖粪车的人倒掉，又在水龙头那么冲一下，你知道，怎么上厕所?用一块布在角落挂一下，就“嗵嗵嗵”“瞿瞿瞿”放松了。因为司空见惯，上海中只角下只角都如此，大家也见怪不怪，男女有别在那时仿佛不是太讲究，你想讲究也无法讲究。
杨莉芳家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在那个年代有二间房，是不太容易的。那要感谢她爷爷的父亲太爷爷，他跟随他的父亲从江西到上海来后，挑了一只搭碗搭锅子的担子，走南闯北。那时候，人们崇尚节俭，瓷碗碎了一片，他用小钻头钻几个小洞洞，弄只蚂蝗搭敲一下，再涂一点瓷粉，这碗又可以用了，买一只几分一角，搭一搭一分二分五分，天天走巷串弄，没有城管没收担子什么的举动，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借一间小房子住下过着清贫的日子，毕竟是大都市，相比江西农村老家，生活明显好了一些。后来太爷爷父亲把这技术活传给了太爷爷。
有一次，太爷爷又挑了箍碗担子出去，黄昏买了一点吃的东西，无非是豆腐干、咸鱼干、蔬菜湿面之类，走到南码头江边，却见一个老人倚在一根电线杆上，旁边也是一付搭碗担子，本来呢，一般人都同行嫌弃排斥的，太爷爷心肠好，他知道搭碗搭锅子的人大多来自江西，也许会是老乡吧，就走上前，喊他：大哥、哥，你怎么啦?那人勉强争开眼：小兄弟，我发烧……太爷爷一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二话不说，把二人的担子寄放到一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