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较好的年份。社会虽然比较动荡，但老百姓还活得不算辛苦。如今的我已经24岁，尽管成长的过程跌跌撞撞，可是也算不上凄苦。起码在早几年前，全国都缺粮食的时候，叔父的茶馆里，每天还是吃得起饭的。跟着师父之后，虽说粗茶淡饭让我肠胃浮躁，但起码没饿过肚子。
也许是安逸过，也苦过的原因，我对物质的要求相对很低，所以我对于村子里有些年轻人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
这件事要从1967年的下半年说起。
自打年初师父没跟我一道回村算起，他已经大半年没出现在村子里过了。期间他给我来了几封信，说自己目前正在川东及湖北一代游山玩水。我想这也许就是老道士潇洒了一辈子，到了中晚年的时候猛然遭遇了一个挫败之后，选择逃避凡尘的方式吧。
那一年，大概是八九月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七八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村子里大多是岁数较大的人，连我这样24岁的人都算是年轻的。所以这些青春的孩子们来到山村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不论做了什么，都会变成周围的人眼光聚集的人群。
他们喜欢唱歌，经常明明干着干着农活，就突然从稻米地里冒将出一个脑袋来，发情似的开始高歌。这还不算什么，假如他的歌声被另一个知青听见了，也会加入飙歌的行列。一时之间，小小的农田里，歌声此起彼伏，一派其乐融融的生活作风。
而知青来到村里，总得有个住处，于是就按户分插倒所谓的“贫下中农”家里去。
徐大妈家，就是贫下中农。插队过来的一个知青，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总感觉她对这里的生活太不适应。徐大妈专程给她分了一个屋子，导致我只能每天晚上收拾完堂屋之后，还得把几个凳子拼凑成一张床睡觉。
就如我说的那样，我吃过苦，所以这点苦不算什么，只是常常一到夜里，就听见那姑娘屋子里传来呜呜的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