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行经两突厥交界的双边模糊地带，戮力完成使命。
夷南遣其弟携贡品随乔师望入朝，抵达长安之时，已是贞观三年初秋。
李世民大喜，赐薛延陀宝刀、宝鞭，命之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这代表薛延陀已成为大唐藩属，颉利大惧，遣使称臣，请求和亲。
薛延陀的形势一旦稳定，张公谨立时上表，条陈突厥可取之状，此即后世所称的《条突厥可取状》：
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诛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
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于下，其可取二也。
突利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
塞北霜早，粮糇乏绝，其可取四也。
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
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
李世民见到这折表奏，龙心大悦。
将近三年之前，他曾与李药师讨论经略突厥之策。
当时李药师表示须待“机势成熟”，亦即贿间、招慰有成，弓刀悉备，士卒劲勇，地势、天候有利于我军，方是进讨之时。
如今各方面的机势，都已成熟啊！于是大唐皇帝对众臣说道：“颉利欲与我朝和亲，却又声援梁师都，甚至数度寇边。如此背信弃义，实不可取！”
当即任命李药师为代州道行军总管，以张公谨为其副，北伐突厥。
这“代州道行军总管”之任，与先前的“关内道行军大总管”相较，非但低了一个层级，而且权责范围缩减许多。
李药师非常清楚，对于全面与颉利开战，李世民其实并没有多大把握。
毕竟突厥，是与七百余年之前的匈奴一般强盛，常年纵马驰骋的善战民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