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泰西策》一部《盛世危言》，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更令其声名鹊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无人能出其左，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
从献“纱、丝、煤、船”富国四策，再到创办禁烟局，既能“渐禁而平烟毒”，又能拓财源于官府，短短数月间，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着实让人惊叹，有好事者称其所献“皆旁门左道，非圣人子弟所取”，亦有好者为其辩称。
谤名也好，誉名也罢，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纷纷上折支持“择台湾一地，试行新政，以证其效”，而这正是出自《盛世危言》“特区篇”中的“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
若是搁过去，有人提“变法”、“维新”、“新政”以至“洋务”，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盛世危言》倍受皇上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尤其是“新学篇”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授以专长，职有所专，至于什么格物、数学、洋文的，不过就是“吏”之学罢了，同样是为国效力，这官是官，吏仍然是吏，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育专吏之所”。
这种区分对待，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治吏虽是为官之道，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还不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岂不妙哉。
至于军机大臣们，瞧着皇上的劲头，那边太后也未发话，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现在那“试行新政”的折子还未上朝议，至于将来，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