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
“子然，这是为何？”
既然翁同龢问，唐浩然又岂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而翁同龢听着，则是时而皱眉，时而展眉，而到了最后，其则闭目说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
而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地税改革”取地价3%，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虽说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勒索卡拿，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
“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当之处，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补之于短，以子然看来，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避免地方虚耗、苛杂，其入自然倍增，届时，国家焉能不强！”
唐浩然的话却让翁同龢的内心一时翻滚非常，确实，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税改革，适当减其之税，日人收之地价百分之三，国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杂税，不单百姓不至再负苛捐杂税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税改革之力，收财权于中枢，若无财权为凭，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这般一寻思，翁同龢倒是觉得唐浩然建议颇有可取之处，看着其的眼光也变得越发欣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