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
这时石介因御史中丞杜衍的荐举为御史台主簿，还没到任，便上书反对。
一下子激怒了仁宗，于是革职不用。
当时大臣们也认为石介做得不对。
他地位低微，竟对皇帝已行之事妄加谏阻，革职是罪有应得。
欧阳修病体刚愈，回崇文院上班，听说此事后，甚觉舆论不公。
他觉得石介之论，并无过失。
“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
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
如此好义之士，不仅可为主薄，甚至可以直接做御史。
而作为石介的荐举者杜衍，却屈从皇帝的意旨，不敢站出来说话。
唯有他，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一文。
“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
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
正直之声，令人振聩发聋。
他大倡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年高德劭的前辈长者。
庆历之时，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关注吏治腐败，而他关注的是财政痼疾，写下长篇论文《原弊》。
他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等弊端。
一时间辱骂之声如潮水一般袭来，但他无畏无惧。
后来吕夷简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余靖、尹洙相继被贬，而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官员们因为惧怕而缄默无语。
尤为可气的是，左司谏高若讷还在某次聚会上高调非议范仲淹，认为罪有应得。
他立即挺身反唇相讥，后又写《与高司谏书》一文。
说实在的，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很清楚这样一封书信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在文章的最后，他依然大义凛然而又语带讥讽地写道：
若犹以谓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