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级自治，并且颁布了定租定税法，还登载于报端。
“……华夏黎民百姓之苦，世界乃绝无仅有，生民焉得不辗转沟壑……为生民稍得喘息，元气稍得培育。军政府特此宣布施行《定租定税法》，即将地租限制在1909年总收成的37.5%，如果原来租金高于此者必须降低到这一限额水平上，如果原来租金低于此数的则不准增加……”
广州军政府实行定租定税法和县以下自治，并减免三分之二的农税，通电全国后，顿时震动了整个中国。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居然敢于在自己的地盘上免去这么大一笔收入。并且实实在在地开始实施地方自治，虽然是县以下的。可相比自清末起，鼓吹了多年而未实施的拖沓，这绝对算得上雷厉风行了。
国内其他报纸经过短暂的失声，终于开始纷纷叫好。无论是哪方的势力，都将利国利民挂在嘴边，但却只是挂在天上的月亮。画出来的大饼，除了让人心怀憧憬外，很少有变成现实的时候。
而广州军政府废厘金，减农税，降地租。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的善策。敢为天下先，言行一致，这便足以让人产生敬佩之心了。且不管军政府的出发点如何，相当于百姓实际得到的好处而言，便显得不重要了。
其实，相比于农税，附加在农税上的超过正项几倍的其他杂捐杂税才是大头，广州军政府减免的税收大大超过了地主们因为减租而招致的损失。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一下子堵住了这些不怀好意人的嘴。既然能收揽人心，说明这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实施呢？既然地主的收益未受冲击，压榨一说又从何谈起？
算来算去，农民因为减租而受益，地主因为减税而增收，商贾因为废除了厘金而得利，唯有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广州军政府吃了亏，白白损失了一大笔收入。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难道不令人敬佩吗？
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广东军政府推出的政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