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也不得罪革党；甚至有支助钱财，乐见其成的。
不仅这些立宪派选择骑墙，连清廷的官员也是如此，甚至有高官厚爵者。比如端方向革命党输钱买命，袁世凯厚赠革命党杀手……
这真是相当奇怪的现象。要说历史上的满清，在一年前还似乎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一年后便被推翻，又是谁能料到的事情呢？就象历史上同盟会数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武昌一场非常偶然且没有充分准备的叛乱却拉开了推翻清廷的序幕。
难道说明眼人都看出了清廷已是朽空的大树？陈文强认为并不是这样。原因呢，恐怕与中国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传统思想有关。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脚踩两条船，左右能逢源；风往哪边刮，人往哪边倒。诸如此类的所谓名言警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当然，这其中也有革命党暗杀的威慑。以及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失望。
宪政派这边的预防针打过了，陈文强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逗留，也正是为了沟通各方，或试探，或争取，来确定革命之后在东南要采取的策略。以及所要调动的兵力。
陈文强既然没有与北洋军死磕，使国家避免陷于长期动乱的主意，就要力争打出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是说，光在西南和武汉、上海取得革命胜利还嫌不够，南京如能光复。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志。
当时在南京城郊各地的清朝军队，有统制(师长)徐绍祯率领的新军第九镇一万余人，江防营约六千人，巡防营约六千人，徐州镇清兵两千人，督署卫队两千人，旗营兵三千人，兵力总数三万多人。
显然，清廷对于南京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城市是非常重视的。但清廷肯定不会料到，新军并不是他们忠实的守护者，而将是掘墓人。看似雄厚的兵力一下子便去提了将近一半，而旗营粮饷虚耗、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不足为虑；最有战斗力的便只是江防营、巡防营和督署卫队这一万多人。
这样计算下来，只要新军倒戈，再有上海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