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