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词已经有了新的语义，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实，阿发的思想还没有说得这么深，也没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听来也颇有些诡辩的意味。但阿发的态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对，但他搞实业、发展实用科学，也是革命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种革命。
“若是要具体的理论，陈先生可以看看这个。”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赞扬道：“有农功，又有工功，还有铁路、机器，实乃是济世之作。”
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面子，便拿过来翻看着。显然，在他看来，上面所说的并不新鲜，什么广用机器、多开工厂，什么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什么大修铁路、四通八达……只要对列强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
“其实，这就是职业革命家，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区别。”阿发看得很快，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但他与查理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