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田：十亩。
钱帛：一贯二百文。
粮食：一石麦子一石粟。
其他：无。
拿着以上财物，三十二岁的刘千里，带着妻子和儿女终于从刘家分出来了。
再自写一张“手实”，也就是现代的户口簿，报到村里正安福生处，等安福生整理后报到县里，县里又再编计一番，一家四口的户籍便也从老刘家分出来了。
还被一式三份，一份送到长安的户部存档，一份送到贝州，一份留在本县。
自此从法律上，他们和老刘家就是两家人了。
这时的法律还有一项明确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
有了兄弟均分的大原则，又有老刘氏这样的长辈在，还有里正安福生等村邻，以及儿媳妇们的娘家人，刘老丈和刘阿婆再有偏颇，大面上还是三个儿子均分。
只是刘老丈和刘阿婆也要各算一份，老刘家的所有家产都得均分五份。
老两口又是要和大儿子一家过，于是乎等于刘万里一房分得土地三十九亩，其中九亩土地是兄弟三人额外孝敬老两口的，意思是老两口以后生老病死，刘千里和刘百里都不用管了。
但刘阿婆当初是绝户女，妇女也是有一定继承权的，且嫁妆归个人单独所有，不在分家行列。这便有了刘阿婆怜惜刘百里有三个儿子要养，将十亩嫁妆田都给了刘百里，使得刘百里也分得二十亩田。
是以，说是均分，却也处处不公。
再到房子。
若还住在一起，分家等于没分。
刘千里在妻子儿女宁愿住茅草房，也不愿继续留在老刘家的情况下，将现在所住的那间房，连着家里的锅碗瓢盆等一一折算成钱，便有了一贯两百文现钱。
另外这一石小麦和一石粟，还是刘老丈念着一家四口分家后没粮食吃，酌情另给的。
既然分了家，又另给了口粮，刘老丈顾忌着柳文苏不好多说，刘阿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