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时间线上，赵绾、王臧二人所掀起的建元新政，无疑是轰轰烈烈、浩浩荡荡；
先后长达三年的建元新政，也确曾一度让长安朝堂内外上下焕然一新，迸发出些许朝气。
但在这个时间线，明显是‘痛快’大于‘使用’，或者说是只图一时痛快，却根本没考虑到后果的建元新政，却随着天子胜如拨浪鼓般猛摇的脑袋，便好似秋风扫落叶般悄然退散。
——建元新政，被窦太皇太后、天子胜祖孙二人合力，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一同被扼杀的，还有赵绾、王臧这两位‘儒家当代俊杰’的生命——或是生理生命，亦或是政治生命。
顺带着，就连儒家这个命运多舛，又实在让人生不出多少情感的学派，也被刘胜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弹了勾勾。
不得不承认：凭借着仅有的一丝优越性——有教无类，儒家得以在如今的汉家学术界，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刘胜曾大致估算过，截止先孝景皇帝刘启六年，汉家三千余万人口当中，可以满足‘能写会读’的要求，并且可以做一些记录类工作的文化人，大约在六万人左右。
换而言之，如今的汉家，平均每五百个人当中，才能找出一个认字儿的知识分子，其余四百九十九个，几乎都是纯文盲。
对于这样的状况，作为后世人的刘胜当然感到震惊；
调研过后，又深深为后世的义务教育感到憧憬、怀念，并对义务教育在如今这个时代的推行成本之高，而感到无比的绝望。
刘胜算过一笔账；
如果按照后世新时代的标准，保证每一个适龄孩童，在七岁到十五岁期间进行义务教育，那长安朝堂要在每一个汉家孩童身上，花费近七千钱。
甚至就连这七千钱，都还是已经考虑到书写用纸、雕版印刷等技术成熟之后，可以将教材成本压低的预算。
如果不考虑这些，那别说义务教育了——连给孩子们启蒙，刘胜都得动员全天下的官员手抄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