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古时代，世人所知甚少原因在于史书记录流传内容并非面对庶民，甚至中等士人都不能接触到国政具体内容，所谓参政不仅要有嫡系的血缘、亲戚关系存在，而且是以自身实力及社会地位为依托作前提。在那讲求‘身份’的千年岁月中，这种看上去有些固执的规则在后人看来势必过于保守，但确实文明发展不若后日先进的时代所必须采取的举措：在没有这种无比稳固的社会身份固化差异存在下，受到外界短暂潮流影响而覆亡于外人之手的部落不计其数。
古老制度的变更当然会不断进行，而到夏朝末年时，汤带领子姓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针对大地上林立的部族与益加繁盛的商品贸易往来，汤果断选择放弃夏针对不同地域势力采取锚定过于具体的贡物、达成限制其实力增长的做法，转向更加抽象的针对某支势力以整体盘剥，进而保证新王朝稳定。而此法的极致便是向敌对种族采取间歇性长期战争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减其人口，并将大批俘虏以祭祀的名义血祭先祖，形成制度化的‘国家正义’人牲需求，进而依靠外战与平叛的名义，裹挟内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输送各类资源，将所有‘亲人’绑定于商王族的霸权扩张之路上。
这种做法显而易见地会滋生出庞大的祭祀体系与宗教力量为商王行为正名，进而从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面控制商子民；于外朝则会导致商都城中服务于世俗官僚体系的力量持续膨胀以管控内部力量、维护商中央的权威。两股力量相争不断，倒霉的不仅是依托官僚体系、对抗勾结诸王子与子姓诸侯的祭司们失败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贯受损的当然是商普通子民，他们过着艰难维生的日子，却仍不免成为内政激烈的牺牲品；相比于并不会连累家人出征，死在异国他乡未必不是种好的选择，活下来立功的话，起码能暂时稳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会地位。
而对商王而言，唯一能解决自己继承来的庞大军国一体主义痼疾、削弱诸侯力量的办法，唯有不断开疆扩土，拓展疆域分封给宗室子弟，以自身军功威望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