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叶挺同志的坚定意志，走到哪里也都是心向咱们的！总司令说的也对，汉皇毕竟是咱中华的伢子，但我们必须要尊重叶挺同志本人的意见，这方面还是要由伍豪同志去沟通下……”高壮的身躯，浓重的湖南腔，此事算是板上钉钉。
军情二处的第二个任务是收集中华北方的情报，华北伪政府的成立，是日本短期打垮重庆政府、逼其投降的战争目标破产之后，不得以的战略选择。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长沙会战后，日本华中、华南方面军精锐尽失，日本大本营考虑的不再是打败盟军，而是如何从中华体面的抽身？
此时，日本侵华陆军还有七十多万，加上关东军勉强或称百军大军，但《南洋协约》后，英美对其实施贸易禁运，日本国内重要的战略物资如石油、橡胶等都面临着断档的威胁。台湾的失守更是让其雪上加霜，大汉皇家海军步步紧逼，皇家空军已开始轰炸东京，近期钓鱼台附近空战不断，勉强可以匹敌汉军飞机的零式，数量渐少。位于神户的三菱飞机厂每天十架的产量，根本不够空战消耗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开始考虑从中华撤军，除关东军之外的全面撤军，放弃南京的汪伪政府，将华北交给其扶植的北方政府治理，再造一个与重庆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华政局回到统一前的南北分裂，以华治华。然后日本再与北方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其侵略成果合法化。
但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官喜多诚一重点邀请的三个北方政府总统人选，皆招拒绝。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委员长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