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才明白，中华人背着他们跟上帝说了一句：就按那三千的预算来，你自己留一千，我再去找印度人给他一千修门。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华人，在世人的眼光中，居然是自私、狡诈等贬义词的代表。钟义有些心里不舒服，但又不得不认真的反思下交通大臣的话。为什么德国人可以经历世界大战的惨败，仍然可以站起来？而中华一直作为战胜国，却依然任人欺凌？
“大汉的道德氛围要向哪个方向引导？是自由、民主还是仁义、理孝？大汉的文化教育要怎么搞？是继续”知乎者也“还是科技创新？”将教育大臣史良召进未央宫，钟义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通质问。
这个命题并不新鲜，清室退位后的几十年，中华的教育届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新晋教育大臣史良更不陌生。史良刚刚到大汉数个月，之前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常务委员，因积极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南京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遭到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
钟义也通过移民大臣赫巴尔向委员长表达了希望引渡“七君子”的愿望，而此时正值汉华多项合作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蒋中正面临国内外巨大的压力，迫切希望与有着强大军事实力的大汉帝国结盟，所以在与赫巴尔会谈结束的数日后即宣布：“七君子”将作为文化特使，出访汉帝国。
这个决定让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准备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的一干社会名流哭笑不得，由******直接转变为文化特使，汉皇这是闹的哪一出呀？救人也没这么救的？
“七君子事件”遂不了了之，但经此一事，好多人觉得，那个远在南太平洋建立大汉帝国的汉皇，那个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之子似乎离中华并不远。
而钟义其实是动了爱才之心，七君子无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