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时了，凡事记得快，忘得也快。要不是你做这个布政使，云贵兵马钱粮、盐务市价俱皆清楚，只我一个人做总督，可要误了不少事了。这样说来，我要多谢潘藩台才是。”
“中堂客气了，这些年下面的事都是下官在办，可居中定策，还是中堂之功，中堂督抚九省三十年，庙算之才，下官亦是叹为观止。”潘恭辰也向阮元谦辞道。
“潘藩台，你以前也做过广西布政使吧？你在京中做官之时，可有人举荐啊？”阮元眼看云南尚属太平，心中自也宽慰，便与潘恭辰攀谈起来，道：“我记得先前你说起自己履历，是在六部为官，并非我这样的翰林，若是在六部，无人赏识，想做一省藩臬也不容易吧？若是京中先前也有荐举之人，不妨你告知于我，我如今也想着到了明年，再次北上入觐，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要登门拜谢，感谢那位大人为我选了你来做云南藩司，可是帮了我大忙啊？”
“阮中堂，这……下官也不知当年有无荐举下官之人，只是嘉庆之末，下官也曾遇到一件难事，险些丢了官职。当时下官听闻，是如今的卢中堂力保下官无过，下官方才能够继续在六部任职，或许也是这个原因，下官得到了仁宗皇帝外放，才能在直省有所作为。”潘恭辰也向阮元答道：“下官进六部那几年，开始是在工部做主事，那时候下官也是年轻气盛，眼看工部有些陋规，就想着提请仁宗皇帝明断，将陋规尽数裁去，平日与其他工部之人往来也不多，后来下官才知道，当时工部其他司官，有不少都嫉恨上了我。有一日，这些人忽然向仁宗皇帝检举，说……说下官侵吞公帑，当时仁宗皇帝也没有偏私，而是让军机处调查于我。那个时候我一直被软禁在家，清楚托中堂卢中堂都是执法严格之人，我虽然没有侵贪之举，可万一他们不顾实情，只一概严办下来，又当如何是好？眼看只要他们的诬陷坐实，我便是遣戍之罪，我当时也绝望了。可是就在此后一日，朝廷竟然传来谕旨，说我并无贪贿之迹，将我放了出来。仁宗皇帝此后召见我时，还说起我办事认真，为人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