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之说虚无缥缈，所以需要用切实可见的训诂是吗？既然如此，那你们汉学之人，为何讲论经典之言，同样存在那么多差别？同样是治《易经》，惠栋有惠栋的解释，焦循有焦循的解释，焦循之后，这还有不少人想着重注《周易》，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惠栋焦循之流，哪怕有了训诂作为标准，依然无用！既然你所谓明确可见的办法，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共识，那你又有何资格，来强说天理的不是！”
“治学之道，我阮元看来，在于‘博学而算’四个字。的确，在很多儒学问题之上，即便全从训诂，也一样会因为一字多义，而产生认识差别。但这并非没有破解之法，那便是博学！读书多了，认识的事情多了，自然会在歧义之中寻找到最合适的那种解释，这便是博学而算，乃是基于真才实学的抉择。宋学之人，多有空言天理，束书不读，言语外似高妙，实则全无根基之辈，这样的人，言语就算看起来再怎么精妙高明，究其本质，依然是不学无术。这‘学’与‘不学’，又怎可一概而言？”阮元自然毫不示弱，向方东树反问道。
“哼，你们天天说宋学之人不学无术，那你等汉学之人，有了学问之后呢？”方东树竟是全不退缩，继续向阮元质问道：“谁不知道现在这些所谓汉学之人，自诩训诂考据可以明圣道，其实一个个都只知埋首经籍，全然不问外事！现世经世之事，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说别的，这广州鸦片，依然泛滥如故，你们可清楚？！所以我看着，你们汉学之辈，才是真正的巧言令色，诳惑世人，只会害了下一代读书人！”
“方东树，我想着我再怎么不济，汉学学人之中，我是可以占据一席的吧？那你所谓汉学之人埋首经籍，不问世事，不就是你凭空索敌吗？”阮元也当即向方东树反问道：“我释褐为官三十余年，督抚七省二十年，所在之处，无不以实事为重，所行之事，无不以百姓太平，府库充实为先，海塘水利，我多有增修，水旱之灾，我悉心救护，凡有贼盗，我必严加清剿惩处，官府弊政，我必尽力裁而去之，就连你所言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