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上涨。许多英国商人便唯利是图，不仅不顾广州鸦片禁令，反而携带了更多鸦片前来南海进行走私贸易，在南海漫长的海岸线上，阮元根本不可能面面兼顾，成功完成鸦片走私的概率，要比走私失败大得多。所以这种鸦片贸易，不仅没能得到禁止，反而愈演愈烈。东印度公司明面上依然不准商人携带鸦片前来中国，但只要商船进入黄埔之前将鸦片尽数清空，保证入港时并无鸦片，不被粤海关直接发现，东印度公司便也听之任之。因为这个时候的印度，鸦片税入已经逐渐成为税源主流，东印度公司更不可能再跟这笔巨额税款过不去。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很多商人不仅对清朝鸦片禁令不屑一顾，更是反复寻找借口，认为清朝禁绝鸦片，只是贪官污吏为掩盖自己恶行所使用的招牌，亦或相关官吏邀功取名的手段，完全无视了其中道德性，为自己制造有利舆论。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渐渐出现了白银外流的现象，之后数年，国内市场的银荒，将导致白银在国内价格上涨，并引发进一步的经济动荡。
进入道光三年，道光也逐渐加强了对走私鸦片的惩办力度，连续发布条例，宣示量刑从严。原本走私鸦片百姓只罪遣戍军台，现升格为绞决，文武官员有失察者，一百斤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同时云南等地也被发现有百姓私种罂粟，自行熬制鸦片，道光也对此予以厉禁。
按照清时惯例，但凡朝中要事，虽然皇帝也可以无视大臣，独自下发上谕，但无论嘉庆道光都是为政谨慎之人，除了一些无关紧要之事会直接下发上谕之外，大事往往还是先行集议，再定下上谕内容。嘉庆为求决策稳妥，要事往往先询问于军机处，再召集大学士九卿集议，道光时代相对简单，一般事务与军机处共决，大事则是皇帝、大学士、军机大臣三方合议，实在缺乏良策，再进行御门听政。有了稳妥的意见之后，再由道光以个人名义安排军机处下发上谕，保证宰相枢臣仅有议事之权，而无决事之名。
但这一日的圆明园勤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