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发生的事在回忆里显得有些恍惚。
大约是那一片的司格捕打了电话去巡捕房，来了几个侦探，带着一队华捕，在附近几条马路上拉起警戒线，实施戒严。救命车也来了，但随车的医生看过严承章，只是摇摇头，说：“伤到大动脉，流血过多，人早就走掉了。直接送巡捕房验尸吧，不用去医院了。”他们把严承章放到一副担架上，从头到脚盖上一席白布，推进捕房装甲车后面的车厢里。
沈有琪只觉膝头轻了一轻，仍旧跪在马路上一动不动。最后还是一个中国侦探过来叫她，扶她站起来，一同带回福州路上的中央巡捕房问话。
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她坐在审讯室里一遍遍地重复方才发生的事。两个侦探记下她说的话，叫她过目签字。她看着笔录上寥寥的几句话——194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严承章从真光大楼出来，有个三轮车夫主动揽客，严拒绝，走路去北京路电车站，车夫尾随行凶。
就是这么简单，却又暗示了事情的因果，只是一场街头口角引起的血案。她起初不肯签字，试图跟他们解释，严承章是谁，还有他几天前发表在《正言报》上的那篇文章，以及他因此可能受到的威胁。但没有人愿意听。
他们也无所谓她签不签，开了门，领她出去。外面就是刑事科的大公事房，侦探、巡捕来来往往。她听见他们对话，才知道警戒线早已经撤了，凶手没找到，只在路上发现了丢弃的凶器，是一把带血的匕首。
还有一个外国探长在跟下属抱怨，说：“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黄道会，蓝衣社，这一派杀那一派。租界工部局已经增加了日本董事的席位，要是此地的治安再坏下去，日本方面要求进入苏州河南岸共同维护秩序，我们还怎么拒绝”
她站在那里听着，惊觉自己曾经也是这样想的。只要太太平平，日本人就不会继续进犯租界，因为大家都需要一块自由区来进行金融贸易。赚钱，是上海一直以来的使命，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直到今天，事情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