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上到四年级的秋天，教授布置了实习，让班里的同学分组，进行小型贸易项目的实际操作。我加入的项目组共有七人，每人入股三千欧元，除去一千欧元的办公费用，还有两万块，我们要用这两万块运作六个月，看一下最后的利润可以达到多少。
经过两个星期的调研，我们选择了一种在新西兰生产的食品增稠剂，因为它是新的专利产品，同类产品在法国和新西兰的差价达到了十倍，我们觉得这个赚头比较大，也许可以下手。
摆在眼前的问题有两个，因为是食品添加剂的新产品，它能不能获准进入欧盟市场需要进行认证，法国买家强调：货他们可以要，但是认证过程及其中产生的费用必须由我们负责；第二个是一个传统问题，新西兰卖家的最低发货量要求达到五万欧元，买家一定要货到付款，我们的启动资金根本不够。
这时候项目组的内部，我们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另寻其他商品，如果不是食品方面的进口货物，那么欧盟的控制和质检体系相对没有那么严格，还有就是，他们不同意追加投资，二万到五万，增加了一倍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是在课后开会讨论这件事的，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但是主张换项目的同学占了多数。我的心里其实不太服气，我觉得选中一个不错的项目不容易，不应该轻易放弃，即使我们立即换了别的产品来做，必然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到时候难道再换阵地吗？但是反对派已经占了大多数，而且他们也有说得通的道理，我什么都没有说。
当时有点什么心事都摆在脸上了，思考啊，角劲啊，眉头紧锁啊，丹尼海格问我：“你们学校开了拉丁文的课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以为只有拉丁文和中文课能把人难为成那个样子呢，说说吧，说说碰到什么问题了。”
我把整个事情跟他和盘托出，项目，预期利润，目前困难，还有我的想法。
“所以你是想做成这个买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