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他们几个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们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还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问题，就算是他们君臣玩出花来了，也是等于零。
李倓的态度往那一摆，刘晏和张巡他们几个自然得尽力了。
所以大数据的方案很快就显出了雏形，由尚书省甄选出几队人马，必须对每一个州郡都做一份详细的调查，而且是出报告的那种。
至于报告的内容，就是根据实地考察，官方记载，民间查询，尽可能的还原各地之前几十年里面，它们每年的粮食价格，以及需要收获的粮食数量。
这些数据再跟这个州郡这几十年来的受灾情况那么一对比，情况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获取到了这个数据之后，按照刘晏的说法，根据一个地区每年粮食的产量把各地分成五类，每一类都由李倓或是他们尚书省亲自定价，之后各州郡每年的收粮都按照这个指导来进行。
比如把指导价分别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购量对应是50万石，40万石，30万石，20万石和10万石。
确定下来这些之后，当需要收购粮食时，如果这个州郡的粮食市场价大约在100-200文之间，那么负责的官员就不需要再上报尚书省批准，他直接可以对照这个表，以200文的价格收40万石。
这么一波操作之后，就相当于取消了中间决策环节，既让各个州郡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比较快速的适应各种突发的变化，同时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范围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之后，各个州郡的官员就算是胆子相当的大，故意抬价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价格高了，能收购的粮食就变少。
这样一来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国库的损失也相应减少，同时后续巡查队的抽查也很容易发现问题，在这种制约之下，各个州郡的地方官乱报价格、乱报数量从中牟利的空间，就大大地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