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分田地,革兵制,减冗兵。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正当赵昕认为可以延续这种思路,将之推广向全国的时候,河东路生变。
九月初五日,河东路代州,宪州并宁化军三地主官,竟然叛变投靠契丹,引契丹入关。
特别是代州叛变,内奸和辽人里应外合,驻扎在当地的宋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雁门关直接失守,辽人南下太原的道路被打通。
八百里加急快马,河东距离京城不远,赵昕得以在次日得知这个消息。说实话,这个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赵昕是完全不相信的,辽人数十年不曾率军南下,只是在边境恫吓而已,这一次竟然会撕毁条约南下。此外,能够镇守边境的官员,哪一个不是朝廷精心择选的,文武互相制衡,上下倾轧,何至于会叛变。
赵昕抽调相关官员的履历出身来看,是不是这一次均贫富分田地侵害了他们的利益,结果发现并没有。他们出身河东本地,这一次赵昕在京城均贫富,也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利益,难不成是害怕赵昕推广这项政策吗?
无论他们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契丹人已经占领了宋朝的土地,事实上撕毁了盟约,大军压境,赵昕必须作出回应,遂召集群臣商议此事。
高级官员多不主张直接以契丹开战,而是先行送国书呵斥,要求契丹退兵。谈判不成再开战不迟。
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彻底的主和派,他们的理由是“禁军裁减大半,新募不及训练。且西夏未定,不宜两面开战。”
中下层官员的观点就冲撞许多,嚷嚷着要教训一番契丹人,指责那些主和派是叛徒,今日妥协一次,来日契丹和西夏就会步步逼近,早晚有一天要逼近汴京。
一天时间内,赵昕光听这些人在这里撕咬了,是战是和都拿不定主意。而且随着争吵声音扩大,他们指责的对象逐渐变成了赵昕实行的种种政策,说正是因为赵昕推行的政策过于急切,导致上下猜疑,以至于有叛变一事发生。
内忧外患,内忧外患,一体两面。此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