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如同失控，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的蔓生。昨日可以称作奇迹的，在今天便可视作当然。这样迅猛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地为整个世界的各种人群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各地的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城，他们渴望着在这片宽松自由的土地上寻到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奇迹般地开拓出了成功之路，在四马路的青楼和书屋之间，孕育出了像劳伦斯的《玉凤夫人的情人》、艾略特的《浦东的荒原》等杰作；在五角场周围的研究发展特区，爱因斯坦博士和弗洛伊德教授等崭露了他们的头角；黄浦江畔、龙华塔下，聚集着写生的人群，莫奈先生一幅《吴淞日出印象》让他享誉世界；普契尼如果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不会写出不朽的歌剧《蝴蝶恋人》；徐家汇外，一个巨大的电影之都正在被构筑，今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令世界倾倒的人们会在这里制作更多的梦幻；当然，更多的成功者是如同哈同、马勒那样的金融工商巨子。不过，还有更多的外来者没有如此地天赋和良机，他们不得不为明日而奔忙。大批来自西方的熟练技工成了当地中国工人的可怕竞争对手，失去工作的人们只能栖身于“得贵坊”的残垣断壁之内，在上海，一栋楼里住有各种肤色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到了1887年，由于过多外来人口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当局在吴淞口外的长兴岛建立了境外移民管理站，也就是说，凡是别国前来上海的任何移民，都要先在这个管理站里等到入境许可，凡是符合进入上海条件者方可乘船进入吴淞口。只要看到在长兴岛的港口里拥抱哭号的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便是可以入境的幸运儿，但是更多的人却只能望着吴淞口炮台山上的古塔苦苦地等待，有的甚至可能一等就是半辈子。
在高度开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吸纳着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以外资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财产总值已超过2500万英镑。1880年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890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达6.1亿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