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7年本机构成立以来，我们的情报人员付出了重大成本，从各个方面搜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我们的研究专家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从这些良莠不齐的资料里甄别并研读出众多的信息。
通过上述这些成本高昂的情报工作，无论是对于那个东方的新兴政权，还是对那两个起初象谜一样的政权创造者，我们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了解过。对于该政权对日本的割裂战争，以及对东南亚的侵略，海外情报处都帮助大英帝国的决策者们及早做出相应准备，使我们在东方的各项事业没有再出现1860年代那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失败……
但是，在回顾了上述海外情报处对杨史2人性格和行为方式的研究，以及在对中国政权动向预测方面的成绩后，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因为在某些时候，我们专家团队研究指导思路出现重大的偏差，情报的错读和误读现象严重。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一直以来被当做海外情报处光辉业绩的事件，事实上也是这种情报错读和误读的产物！其中，最荒谬最明显的就是从1870年开始发生的所谓“卡拉OK”事件：
……与杨醉心于国家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建设，并很喜欢在军事科技方面提出一些很有预见性的发明要求不同，另一位神秘的中国现政权创始人史秉誉似乎是更喜欢在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展示他令人吃惊的科技才华……他们两人唯一共同的技术爱好就是对汽车技术的痴迷。但我们的专家分析指出：这也主要是因为汽车技术属于对民用和战争都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技术领域……他们对通讯技术的关注也可以理解成基于同样的理由……
1870年，我们的情报渠道显示：也许会有1项新的发明研究在史的亲自关注下开展起来。如同史在过去9年内亲自关注的项目一样，这项新的发明研究也是一个从技术角度而言属于应用合成类的项目……
……自从那位被史当年从美国亲自招募到中国的发明天才爱迪生在1866年发明留声机后，史本人对这种古怪的娱乐方式充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