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牵扯到众多官员的利益，自古以来也是腐败多发的重灾区。
所谓“收稻米一石止作七八斗”，“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
从表面上看，漕运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成本太高，漕粮的运费远远高于米粮本身的价值。
但京师是“四方会归之区”，“兵民商贾群萃而居”，都靠漕米供应。由于京师的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即使漕运要花很多钱，赔本也得干下去。
而不管是户部官员还是地方官吏，谁都知道这个弊端，可谁也不敢轻言停运。你想咋滴，要饿死皇帝，要激起京师民变吗？
所以，漕运的弊端如此明显，富了官、穷了国，但却一直沿袭。
如果是因为漕运衰败将导致沿途州县的经济发展，而招致官员的抵制，朱由校也觉得欣慰。
可照他看来，那些官员可没那么高尚，他们是想着继续从漕运捞钱，才堂而皇之地找来些借口来反对。
还不了解你们的伎俩？朱由校面带冷笑，决定从源头入手，拿下总督漕运的朱大典，震慑一下阻挠派的官员。
逐渐扩大海运的数量和规模，是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仅仅是经济快捷那么简单。等到小冰河期到达高峰，旱得连黄河水都干了，还搞个屁的漕运？
现在，平辽虽然还是第一位的，但建奴已经翻不起大风浪。只要朱由校不死，顶多两三年，耗也把建奴耗死了。
但持续几十年、此起彼伏的大灾害，如何渡过，如何在不起民变的基础上熬过去，则成了与平辽同等重要的艰巨任务。
是灾荒和民变摧毁了大明，建奴不过是趁虚而入，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至少朱由校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在报纸上已经预言了大灾害的步步逼近，但有多少人重视，又有多少官员在为此努力呢？
朱由校轻抚着额头，思来想去，觉得该是让一些地方督抚入京叙职，郑重其事地当面交代吩咐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