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枫很重视思想教育，尤其是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加重视，可是他从来不搞洗脑式教育，何谓洗脑？即用一切手段将符合自己利益的错误虚假认识与思想灌输给他人，也就是欺骗。
欺骗，尤其是上位者欺骗民众，在古代是治国的不二良方，但在民智渐开的时代，也许能骗得一时，或者能骗得一世，却不可能欺骗永生永世，当谎言被戳穿之时，也就是报应临头之日，王枫不愿意以欺骗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希望民众能够觉醒，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同样的，王枫也从来不提忠于谁或忠于某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让别人忠于你，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他只是一再强调做人要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亲人，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如走马观花，但民族始终存在，所以王枫把民族排在第一位，民族大于国家，大于政权，民族利益也高于国家利益与政权的利益。
另外在他眼里，宋襄公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理想主义被实利主义取代的牺牲品，《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就是这一句我蛮夷也，宣告了理想化人格时代的结束，王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于理想化了，但是他知道，缺什么都不能缺道义，他无论如何总要试一试。
听着张天锡的讲诉，周围的人纷纷现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一名战士们却问道：“西班牙人学宋襄公，那我们也要不要发扬宋襄公精神，不打他们的军官和军乐队？”
“西班牙人哪是宋襄公精神？”张天锡不屑道：“那只是欧洲贵族怕死，互相之间的潜规则罢了，和仁义扯不上半点关系。我们的仁义只布于内而不施于外，对于西班牙人没什么好留手的，只要他们的指挥官或军乐队敢往前冲，该怎么打就怎么打！现在布阵！”
“是！”命令迅速下达。八千六百人的海军陆战队，除了留五百人守护运输船，其余的